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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70年丨范长江之子范东升的“梦之旅”******

　　不经意间到了怀旧的年龄，回顾平生，有两件事特别感到庆幸：

　　一是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上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从此改变了一生命运；

　　二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成为中新社麾下一名新闻记者，因而有幸亲眼见证了改革开放给祖国大地带来的沧桑巨变。

　　重回塞外故地恍如隔世

　　在中新社做记者期间，有一次采访活动特别令人难忘：1997年正值内蒙古自治区成立50周年，7月中旬我们一行四人驱车前往呼和浩特、包头两市以及土默特左旗、武川县等地采访。

　　我本人有很深的“内蒙古情结”。

　　1936年我的父亲范长江先生作为《大公报》记者到绥远(今内蒙古地区)进行战地采访，随后写下《塞上行》一书。

　　30多年过后，1968年我与成千上万名北京男女知识青年一起到内蒙古插队，在那里度过8个春秋。我以中新社记者的身份再访内蒙古，差不多又一个30年过去了，重回塞外故地，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范东升重走《中国的西北角》之路留影

　　那一年我17岁，被分配到土默特左旗塔布赛公社帐房大队落户。塔布赛村正是自治区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乌兰夫的家乡。

　　在1971年底我离开农村，又到呼和浩特市一家小厂当了5年学徒工。当时正处在“文革”时期，我也和其他北京知青一样，第一次备尝贫困疾苦的味道。

　　这里农村的贫穷落后远远超出城里人的想象。

　　农民的住宅都是用土坯搭盖的，整个村落一眼望去一片土黄。这里在严寒的冬天气温可降至摄氏零下二三十度，但很多人家连玻璃都买不起，只是在窗框上糊一层窗纸或旧报纸。

　　室外冰天雪地，室内也同样寒气透骨，却没有任何现代意义上的“取暖设备”，一般就是一家老小围坐在由做饭余温烘热的炕头上捱过寒冬。

　　村里刚刚通上电，但是许多老乡为了省电钱，吃了晚饭就上炕睡觉。挑灯夜读要算是知青们特别“奢侈”的一种“夜生活”了。

　　由于时常断电，于是买几两煤油倒在墨水瓶里，在瓶盖上打一个洞，穿上一根棉线做灯芯就是“煤油灯”。

　　“马莲滩上盖起游乐场”

　　此次专程回到土左旗采访，发现20多年来这里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我带领记者团一行驱车沿刚刚建成通车的察素齐—塔布赛县道“回娘家”，只花了半个多小时。回想当年村里的知青去一趟旗里，沿60里的土路常常步行要走一整天。

▲范东升带领记者团队采访

　　帐房村里一幢幢“四角落地”(即墙的四角砌有砖柱)式或全砖木结构的住房取代了昔日的土坯房。

　　老乡们谈起现在的生活变化，不住地说：“好了，都好了！比你们在时强多了！”帐房的乡亲从过去以粗粮为主改为吃白面、大米为主，莜面反成了稀罕物，爱吃莜面的，还要到出产莜面的武川县买回来。

　　老乡家里，收录机、电视机已不新鲜，富裕人家购置了手扶拖拉机或小四轮拖拉机，有的甚至拥有汽车。

　　旗政府所在地察素齐镇已经由一个“大村庄”，发展成了一个百业兴盛、市容井然的塞外新城。

　　我们采访土左旗云中义旗长时，他如数家珍地用一连串惊人的统计数字来介绍改革开放以后土左旗的飞跃发展。

　　土左旗已陆续兴建金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哈素海旅游开发区和白庙开发区。其中哈素海约有30平方公里，风光秀丽，已开发成为一处新的旅游避暑胜地。

　　我不由得清晰记起自己在梦境中吟出的两句诗：“几回回梦里回帐房，马莲滩上盖起游乐场……”。

　　历史与现实的对照

　　刚刚离开麦菽飘香的土默川平原，我于8月上旬又应台湾海基会的邀请，参加中国记协的大陆期刊代表团访问祖国宝岛台湾。

　　在10天环台岛访问期间，随团沿高速公路从台北市出发一路南行，过台中市，观日月潭，登阿里山，访高雄港，再自西向东飞越中部山脉，到台湾东部的花莲市采访之后，意犹未尽地返回台北。

　　此次仲夏的两地采访活动，对我来说可称为梦幻般的旅程，历史与现实的对照，祖国大陆与台湾经济状况的比较，令人感慨万端。

　　在采访活动结束之后，我写下长篇纪行《梦之旅》连载于《华声》杂志。

　　台湾地区有“亚洲四小龙”之一的称誉，而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的经济腾飞尚处在初期阶段，与台湾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有比较明显的差距。

　　我在文中这样写道：“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祖国大陆正以同样迅疾的步伐，以更加宏大的规模开始经济起飞，很有可能创下世纪之交的新的中国奇迹。”

　　20多年前我在文中做出的预言，今天已经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当年我父亲笔下的那个内忧外患、饿殍遍野的旧中国早已一去不复返。

▲范东升参加新闻文风改革暨“中新风格”学术研讨会中新社记者富田摄

　　作为新中国的新闻工作者，能够亲眼观察在改革开放中祖国人民拼搏奋进的历史进程，亲手记录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辉煌业绩，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和自豪。

　　作者：范东升(中国新闻社原编委会成员)

　　原文刊登于中新社《离退月报》

陈忠实和《白鹿原》******

　　中新社记者张珂

　　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一经出版便博得一片喝采。评论家称其是“一部可以称之为史诗的大作品”；书店老板们炒买炒卖忙得不亦乐乎；作家本人则虔诚地去完成无数次签名任务，有位读者竟用三轮车一次给拉来了200多部等待签名的书。

　　51岁的陈忠实，出生于西安市灞桥区西蒋村，务过农，当过乡村教师，做过基层干部，现为陕西省作协主席。此前出版过中短片小说集《乡村》、《初夏》、《到老白杨树后边去》等。短篇小说《信任》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陈忠实忠实地写作，忠实地做人。他认认真真地告诉记者，因为家贫，他初中一年级曾被迫辍学，后来是在一位乡党委书记的帮助下才重新返回课堂的，如其不然，他很自然地会像父亲那样做一个拉牛种地的农民。所以他真诚地热爱新中国。

　　这位瘦瘦高高的陕西作家，刀削斧刻般的脸上，皱纹密布，沟壑纵横，使人从中很容易读到他小学中所体现的那种对生活的沧桑感和洞察力。尤其令人难忘的却是他的笑，天真、憨厚、无邪，只有对历史和人生悟到一定份上的人才会笑得这样纯。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

　　陈忠实回忆，进入44岁那一年，他很清晰地听到了生命的警钟。自谓从初中二年级起就迷恋文学，尽管获了几次奖也出了几部书，总是在自信与自卑的矛盾中踟蹰，因此强烈地意识到50岁这个年龄大关的恐惧。那时他便为日后留下了一句常被文坛人士提起的豪言：“如果50岁还写不出一部死后可以做枕头的书，这辈子就白活了！”无巧不成书。不久前，山东某乡镇医院的一位医生在读罢《白鹿原》后致信作家，希望将来临死之际能头枕着这部著作。

　　“长篇写作，是一种最孤苦伶仃也最诚实的劳动。”当《白鹿原》的大命题逐渐清晰之后，陈忠实曾专门花费半年，阅读西安周围三个县几尺高的县志，地方中共党史和文史资料，并走村串户做社会调查，仅摘、录的资料就达30多万字。

　　陈忠实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偏僻的乡村度过的。他说：“写作《白鹿原》时，我觉得必须躲开现代文明和城市生活的喧嚣，需要一个寂寞乃至闭塞的环境，才能沉心静气完成这个较大的工程。”从1988年4月搭笔，到1992年农历腊月二十五封笔，历时近四个年头。其中，草稿和复稿中的近百万字都是在其祖居的乡村的家里完成的。那个村子因为房屋紧靠着地理上的白鹿原的北坡坡根，电视信号被挡住了，电视机只能当做收音机听“新闻联播”；村外有七八里土石路通长途车站，一旦下雨下雪，村里便没有人出门了。

　　陈忠实说，为了走过那段庞大、复杂、凝重的思维过程，他“抽雪茄，饮酽茶，扣秦腔，喝西凤酒，全是强烈型的刺激。从这些习惯看简直像个秦腔老艺人。”

　　洋洋五十万言的《白鹿原》，以关中大地为舞台，以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前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为背景，以几个家族的兴衰荣辱为主线，演出了一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剧。作品中那些“生的痛苦、活的痛苦、死的痛苦”的人们，感人肺腑。

　　今年6月，《白鹿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首版1.5万册在一周内售空。截至8月份已印刷了4次，共26万册，再次出现炒卖现象。西安、兰州、成都、北京等地都出现盗版。来自不久前西安一次为期10天的大型书市上的消息说，书市上最畅销的是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其次便是《白鹿原》。

　　美国、台湾等地的出版商也表达了出版该书的意向。香港天地出版社也将于近日出版《白鹿原》。

　　陈忠实告诉记者，创作是生命体验的一种展示，5年前那段时间的生命体现，已在《白鹿原》中得到较充分的宣泄。因此，他无意再写该书的续篇。但今后他将以长篇创作为主。

　　(中新社西安1993年11月19日电)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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